列宁格勒的确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,当年彼得大帝之所以力主将首都从莫斯科迁往列宁格勒,就是因为他主张当时的沙俄应该全面西化,应该选择全面改革,从那时起,作为沙俄重要出海口的列宁格勒,就成为了一扇朝向西方的窗户,它是当之无愧的沙俄第二首都。

        而在经过了卫国战争的大围困之后,在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的列宁格勒,采用了一套与联盟大部分地方都不太一致的经济发展举措,尽管这里是日丹诺夫同志的大本营、基本盘,但是,主抓意识形态工作的日丹诺夫同志,在列宁格勒却奉行着相对开明的文化政策,因此,列宁格勒一直以来都是联盟文化和艺术的中心。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能看出这个地区与联盟的不同:在全联盟范围内,只有列宁格勒是可以收看西方电视台、收听西方电台的地区。

        再回头看看与联盟迅速交恶的南斯拉夫,去年的南斯拉夫代表团返回贝尔格莱德之后,以密洛凡·德热拉斯为首的一干南斯拉夫高层领导人,铁托的支持下,制订了以自治经济为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,其改革的主旨概括起来,就是把集中于中央的权力下放到地方,把工厂交给工人管理,改革收入分配制度。扩大企业财权,注意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等等等等。

        相对比而言,南斯拉夫人搞的经济改革,实际上就是照搬的列宁格勒那一套,也就是沃兹涅先斯基所奉行的那一套,因而,莫斯科认为南斯拉夫人背叛了社会主义,是马克思主义的叛徒,而反过来,列宁格勒其实也是在搞同样的那一套。

        还是那句话,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,在维克托重生之前的那个世界里,当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后,有很长一段时期,中国都备受类似越南、朝鲜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攻讦,这其中的理由其实是一样的。

        说白了,如今的列宁格勒和维克托前世深圳河畔的那个小渔村没什么区别,只是力主将小渔村发展成列宁格勒的那些人,在发展之路上获得了成功,而在联盟内,试图走列宁格勒之路的那些人,即将被雨打风吹去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所以,列宁格勒案件的真相是什么?简要的概括一下,就是卫国战争之后,从列宁格勒返回莫斯科的日丹诺夫同志意气风发,他主导了列宁格勒大围困的胜利,创造了一个军事史上的奇迹,所以,他开始享受应得的荣誉了。他在莫斯科告诉所有人,列宁格勒是一个英雄的城市,它自然应该享有特殊的地位,所以,为了迅速让这座在战争中蒙受了巨大损失的城市得以恢复,莫斯科应该给它足够的资源倾斜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是,当时的联盟百废待兴,没有更多的资源可以划拨给列宁格勒,于是日丹诺夫同志便提出来,既然没有资源,那就给政策吧,正好咱们也可以看看沃兹涅先斯基所推崇的那一套,是不是真的可行。

        就这样,战后将近四年的时间里,列宁格勒走出了一条与联盟不太相同的路,在这个过程中,有人看到了好处,想要将那里所推行的那一套也复制到自己所管辖的地盘上,比如说担任着莫斯科州委兼市委第一书记的波波夫同志,但更多的人从这个过程中所看到的,却是彻头彻尾的离经叛道,是对社会主义的背叛。

        只是日丹诺夫同志还活着的时候,没人能够奈何得了这些离经叛道之徒,但他们却依旧有能力将这些离经叛道的举措,封锁在列宁格勒这一片地区内,于是,想要在莫斯科尝试一下的波波夫,便被扫地出局了,他的大好前程自然也一并葬送。但幸运的是,也正因为如此,他早早远离了这一场路线之中的风暴核心,不至于把自己的小命搞丢了。

        现在,在联盟核心领导层中地位夯实的日丹诺夫同志也病故了,于是,对那些早就看不惯列宁格勒一切的人来说,彻底清理那一片污地的时间,自然也就到了。

        楼下舞台上的演出开始了,第一个节目就是合唱《红梅花儿开》,这首杜纳耶夫斯基创作的歌曲,在全联盟享有盛誉,在如今的每一场大型演出中,几乎都会有它的曲调出现。

        不过,此刻的维克托却是没有心情欣赏的,他坐在看台护栏边上,眉头紧皱,夹在指缝间的烟卷已经快要烧到手了,却是半点都没有察觉到。

        “......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,维克托,而是政治局内大多数委员同志们的意见,”马林科夫在一旁继续说道,“列宁格勒的错误必须予以纠正,而且是从根本上予以纠正,我们不能允许修正主义的错误继续在那里蔓延,以薪水和收入的差异,来界定一个工人同志是勤奋还是懒惰的做法,是任何一名布尔什维克信徒都无法容忍的,这是在离间我们的工人阶级队伍,是在我们的内部制造矛盾,是在推动资产阶级的复辟,是试图在工人中制造新的阶级的阴谋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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