当然，最重要的1点是，作为联盟的领导人，列宁同志的执政风格是偏于柔和兼容的，而斯大林同志的政治风格则是强硬铁腕的，前者在面对民族问题的时候，不喜欢采用铁腕的手段，强迫某个民族融合到联盟的大家庭中来，但后者却不是这样的，在斯大林同志的眼里，扩张联盟的影响力，增大联盟的地缘政治辐射范围，远比给予某个少数民族自治、自决的权力更加重要。
而在如今的联盟，斯大林同志才是真正的领导人，至于列宁同志......说句犯忌讳的话，他的时代已经远去了，在绝大多数年轻人的心目中，所谓的列宁主义充其量就只是1个政治名词了。
基于以上种种，任何人都可以做1个假设：若是斯大林同志获悉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情况，知道波罗的海3国党组织内所存在的民族主义、分离主义倾向；知道立陶宛党组织对当地“苏维埃化”进程的阻挠；知道拉脱维亚部长会议副主席爱德华斯·别尔克拉夫斯，在违背莫斯科的命令，以是否懂得拉脱维亚语作为提拔干部的标准等等等等，若是斯大林同志知道了这些事情之后，作为联盟的铁腕领袖，他会做出何种反应？
毫无疑问，以斯大林同志的性格，他在了解了这些事实之后，肯定是不会对此漠然视之的，依照他以往的处事风格来推断，他必定会毫不犹豫的下达命令，对整个波罗的海3国的党组织展开1番大规模的清洗，诸如爱德华斯·别尔克拉夫斯这1类人，不管他在拉脱维亚加盟共和国内拥有多么大的声望、多么高的地位，斯大林同志都会第1时间将他拿下。随后，他会给爱德华斯·别尔克拉夫斯这类人按上1个臭不可闻的罪名，再要求所有拉脱维亚人朝此人的身上啐唾沫。
坐在办公桌后，维克托蹙眉看着面前的信笺，此时，信笺上已经被他写了1行俄文：“包括安塔纳斯·尤奥佐维吉吕·斯涅奇库斯、爱德华斯·别尔克拉夫斯等人在内的，部分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党委、苏维埃执委会领导干部，以提拔本民族干部，推动党员干部民族化为手段，组织与莫斯科对立的民族主义小集团、反党反联盟小团体，已经在事实上对联盟的统1构成了威胁。”
这是维克托计划添加在报告中的1个重要部分，为了增加报告的说服力，他还要补充进去1些由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对内情报局所提供的情报资料。
作为联盟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中央书记处书记，维克托的手上掌握着充足便利条件，只要他想朝着谁的身上扣屎盆子，就总能找到至少表面看起来足够充足的证据。
就像在有关波罗的海3国的问题上，过去几年里，对内情报局与内务人民委员部相互配合，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大力清缴活跃在丛林山地内的民族主义游击队，在这个过程中，对内情报局掌握了大量当地基层党员、干部，同情游击队，为游击队提供信息、补给，甚至是为游击队提供武器的案例。
是的，在过去几年中，联盟1直都在波罗的海3国地区围剿反政府游击队，而在私下里，却有1些当地的布尔什维克党员干部，与这些游击队成员有所联系，并为他们提供各种物资和情报。不过，这些与游击队成员勾连的当地党员干部，其出发点却不是真的因为他们支持极端民族主义，也不是因为他们反对联盟，他们之所以支持这些游击队成员，单纯就是因为他们与这些游击队成员是熟人，甚至是亲属。
最重要的是，这样的案例虽然有不少，但却是放在整个波罗的海沿岸地区范围内的，且时间的跨度是数年之久。举个例子，就拿拉脱维亚来说，共和国内党员干部与民族主义游击队相勾连的案例，在过去5年时间内，1共也只有3十6起——当然，这只是对内情报局记录在案的。
若是将这3十6个案例，均摊在5年时间内，再以整个拉脱维亚所拥有的城市均分的话，这样的事例就非常少了，可以说整个拉脱维亚的主要城市中，1年都摊不上1个案例，因此，可以说拉脱维亚的党员干部与民族主义游击队相勾结的案例，并不具备普遍性，它也反应不出整个拉脱维亚党组织的民族主义特质。
但是，作为的报告的起草人，维克托当然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做出太过详细的说明，他只会说，在诸如安塔纳斯·尤奥佐维吉吕·斯涅奇库斯、爱德华斯·别尔克拉夫斯这类人的领导下，拉脱维亚的党组织已经发生了蜕变，其民族主义、分离主义倾向日趋严重，甚至有大批基层的党员干部，已经同那些卑鄙的、忘恩负义的民族主义游击队勾结在了1起。随后，他会将那些案例逐1列举出来，证明他的论断是正确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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