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我的兄长，是一条温柔沉默的美丽溪流。而我，是水底越积越大的丑陋顽石。
我想，有一天他会因我而湍急，翻起高高的浪潮。在每个春夜。”
陈玉茹在笔记本上写道，不久后又用钢笔一点点划掉，直到一丝痕迹都看不出。
那是1939年的春天。
我躲在翠湖畔的一棵杨柳树后，真丝的碎花裙摆被风吹出一层层涟漪，目不转睛地看着湖边。
我看的是那样入迷，以至于一只五花斑斓的甲壳虫飞到了我的手上，我都没有在意。等我发现它的时候，我紧紧捂着嘴，差点惊叫出声，恨不得使出全力似的甩掉它。
我是极其怕虫子这一类东西的。我的卧室我总是要求佣人们两天彻底打扫一次，再消毒一遍。如果被我发现哪里积了灰尘，或者台灯下晃悠悠飞来一只虫子，就算是半夜，我也定是也要找人来清理干净的。至于其他的吃穿用度，若是克扣了我半点儿，那我也定是不饶。管家廖姨大抵因我是姨太太所生，本就不太看得惯我，便去同我父亲告状。我呢，又是和那潇湘妃子五分像的性子，面柔心硬，和她斗了几个回合，也没吃亏。因而，我刚搬回上海那阵子，陈公馆总是鸡犬不宁的。正房太太吴女士，或者尊称其为母亲，以及廖姨，和一众苦瓜脸的佣人，都聚在客厅，说我太过骄纵，缺乏管教，如是云云。
“小姐可不像乡下来的野丫头。”管家廖姨如是形容我。“事多的嘞。”
“都是我的不是，应早些将玉茹接来，也不至于她一个女孩子家，像今日这般泼皮模样。”吴女士遮着小帕子，红着眼睛说。
父亲说我有精神疾病，叫他们不必管我。
“她同她生母一个样，反正等她二十岁，就给她谈门亲事嫁出去了。”我的父亲说这话时的语气，仿佛像在打发一个厚脸皮赖他家的远房亲戚，或是一件待交易的商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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